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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美国《国家利益》一篇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05-22 11:46 浏览量:

译者按:美国《国家利益》一篇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本以为只是对老龄化就事论事,但翻译完后发现分析的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使用的官方比较乐观的老龄化数据,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可能要比文中描述的更严重。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简练但吸引人的格言:“人口决定命运”可能言过其实。但人口因素确在无情地塑造着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能够对国家的未来繁荣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可能性提供强有力的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大家不那么了解也极少去考查的是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亚洲规模最大,且以最快速度上升的力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老龄化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的背景下考虑,中国的可能是阻止中国主导“亚洲世纪”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

尽管东亚经济保持活力,但其却正在迅速老龄化。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它被认为是地区的“爷爷”。但考虑未来力量平衡的各种可能,应该更多关注中国。目前,中国人口为13.5亿人,但这一数字预计到2030年左右开始慢慢减少。

考虑到老龄化和正式退休人员,劳动年龄人口相对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更为重要。在198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超过73%。目前为68%左右,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20年下降到65%,2035年下降到60%左右。

当我们比较劳动年龄人口和正式退休人员的占比,这些数字的意义就变得异常明显。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工作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约为7:1。今天,这一比率约为5.5:1。目前的预测表明,到2035年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将低于2.5:1。

工作人口的年龄分布也很重要。研究清楚地表明,工人从30来岁到40多岁是最有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这一直是中国“”的基础,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家庭负担较轻的大量年轻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自1979年改革以来,生产性劳动力的规模增长快于总人口规模。大概从2015年开始,这一趋势将逆转。

目前中国大约有1.2亿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将有大约3.2亿人,而总人口只会比现在增长约1亿。即使正在工作的人口当中,到2035年将有1.5个年纪较大的工人(50到64岁)对一个年轻工人(15到29岁岁),与目前的情况截然相反。

这一趋势在未达工作年龄人口中也是如此。例如,小学新入学学生数量从1995年的超过2500万,下降到2008年的少于1670万。综上所述,这些数字表明,虽然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其他国家一起,明确地归属于“老龄化”国家。

而且,由于以下原因,这些趋势被改变或逆转是近乎不可能的。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因为平均寿命的显着增加,从1980年的不到65岁到目前的75岁。此外,生育率也下降了,从1980年每个妇女生育2.63个孩子到2011年约1.5个。这一趋势不太可能改变。像上海那样的富裕城市(报告的生育率只有0.6,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中最低的)可以证明,中国新兴的精英,与他们的西方同类一样,看重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超过了更大规模的家庭。虽然该国从1979年开始执行的“一孩政策”,在不同省份的执行情况并不一致,但它仍然有效地将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数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一现实,加之中国的广泛偏爱男孩胜过女孩,预计将导致到2020年,将有约4000万过剩的适婚年龄的男性。

未来的实际数字将与这一趋势线略有差异。但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无法改变的。即使一孩政策被取消,未来几十年老龄化趋势也不会有明显的逆转。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老龄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温家宝总理曾不止一次地描述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温家宝总理所作评估的基础,被中国和国际经济学家广泛认可,是中国必须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简单说就是搞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从19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净出口约占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一半。从2003年左右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的40%左右。2009年,为应对影响到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全球经济放缓,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80%至90%的增长是资本投资拉动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正规贷款的增加反映了这一点。这样的贷款从2001年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3800亿美元,然后到2008年的7500亿美元和2009年的1.4万亿美元(2010年和2011年的数字轻微下降至约1.2万亿美元)。增加的银行贷款及其他银行信贷现在已经达到GDP的250%左右,在其背后,固定资产投资占目前GDP增长的50-55%左右。

事实上,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从1980年代一个相对可持续的35%的水平跳升到2004年45%的水平的。许多分析师现在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已超过60%。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这意味着她将国家储蓄的过于庞大的部分用于建设那些人们用不到或者不想使用的东西,而居民消费的太少。即使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快速工业化的1950,1960和197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仍保持在30%以下,只有偶尔的一两年接近35%。可以肯定的是,Bodog 博狗 bodog888.com,农村居民向城市及周边郊区转移总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也不例外。然而,每年的城镇化率只有约1-1.5%,我们见证的是历史上所有经济体中速度最快的资本投资的积累(当然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经济角度来说,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是巨大的浪费。虽然国内民营企业在诸如投资回报率,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率等方面一般会更成功2倍或3倍,绝大多数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却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SOEs)进行的。这些国有企业主导了中国经济所有主要行业(除了出口制造业),包括商品、公用事业、化工、重工业、基础设施、建筑、运输、银行、、保险、媒体、教育、可再生能源、IT和先进的IT平台。他们从遍布全国的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得到所有正规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三。

如果中央管理的约120家和地方管理的15万家企业配得上这种支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对国有企业的偏袒还说的过去。一些知名的中国国有巨头如中石化、中国移动和中石油每年都盈利颇丰,尽管在近乎垄断的环境内,他们享受获得资本的特权。然而,即使是运行最好的央企,全部利润的80%左右来自不足十几家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的表现更是糟糕透顶。根据各种案例分析的综合估计,1979年19%的国有企业不赚钱,1997年是40%,2006年持续亏损的为51%。据悉,这种贷款风险管理程序一直备受质疑,估计约30%的银行贷款基于“政策”,而不是良好的商业考虑而展期。因此,对不良贷款(NPL)的担忧将逐渐被证实。

事实上,这个周期以前也发生过。1998年至2005年间,政府注资超过2500亿美元现金救助银行。在同一时期,约3300亿美元的这些不良贷款从中国银行的账面转移到特殊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收到了不良贷款的原值。到目前为止,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的平均回收率约25%。

自2005年以来,银行贷款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而贷款政策变化不大。事实上,国有银行被命令在2011年底对地方国有企业展期价值约1.7万亿美元的到期贷款,这些资金的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拥有的“融资平台”用于建设投机性高端住宅。

主要评级机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研究人员估计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约占GDP的40%到150%。尽管没有人知道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问题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广泛认可,建设既不需要也不会使用的东西的增长模式对该国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事实上,中国和国际广泛关注的从固定资产投资(在较小程度上,以出口为主导)模式向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过渡,是明确承认1990年代早期以来的经济方式走到了尽头。

银行系统隐藏的不良贷款问题只是出现了二十年多年,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的一个问题,这一方式在1989至1992年的天*安*门插曲后几年得势。事实上,对中国而言一个潜在的更加不祥的问题可以从其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和挥之不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系中发现。这构成了对国家经济长期生命力的相辅相成,潜在的恶性循环。

因此,中国面临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主要大国的前景。这是毛时代集体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实验导致的农业经济停滞和过去三十年由于公共卫生水平进步导致的寿命预期急速上升的事实的共同结果。但不能将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毛的遗产,甚至三十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共产党(CCP)的政策导致该国虽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对人口老龄化却完全没有准备。

自1979年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不到200美元增加到78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不变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人均GDP将在10年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1.6万美元。

然而,只专注于快速增长的人均GDP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是有很大误导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中,国家数万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以平均每年20%至30%的速度上升。据估计,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国内储蓄的一半来自国有企业。

相比之下,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长速度只有2-3%。糟糕的是,各种研究表明,过去十年,4亿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是停滞或者下降的。其他研究表明,绝对贫困(每天少于1.50美元)在同一时期是上升的。目前,国家不到一半的人维持在每天少于2美元。

第二,将国家收入除以人数并不能代表国家的实际的财富分配。现实中,考虑到收入分配指标,如基尼系数,中国在三十年里已经从全亚洲最平均的社会成为最不平均的国家。基尼系数水平已经从1980年代的0.25上升到1990年代的0.38,目前为0.57(其中0表示完全的收入平均,1代表完全的收入不平均)。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美国0.43,日本0.38而俄罗斯为0.42。现实是,虽然中国居民的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储蓄的金额对很多退休人员,很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不够用的,Bodog 博狗 bodog888.com

事实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快速增长的十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基尼系数表明,是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快速增长本身,决定了不平等程度。事实上,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的中等家庭收入以相近的增长率上涨,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保持稳定。只是在1990年代中期国家社团主义得势以后,收入不平等才增加。

一方面是压低的居民收入和危险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另一方面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在一个约15万国有企业获得的大部分份额的资本和市场机会,牺牲数以千万计的私有企业和非正规公司的体系里,少数的有关系的“内部人士”,通常是那些有政治影响力或同共产党或国有企业有关系的人,从目前的增长模式中额外获益。

大量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偏向相对少数有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的。由总部设在北京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1年进行的类似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中国城市里的商人)相信,认识恰当的有政治关系的人是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商业周刊调查指出:“政治关系”被压倒性地看作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不意外的是,约8500万中共党员中超过80%的人构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

牺牲家庭部门以偏袒国有企业在其他政策上一样显而易见。例如,为满足个人的养老需求,面对排除多个孩子的养老支持机制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达到纯收入的40%。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居民储蓄存放于国有银行并获得非常低的利息(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约1-2%)。这些国有银行将其贷款的大部分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贷给国有企业,这些贷款大部分进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因此,该国陷入困境的家庭实质上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补贴。

很清楚的是,中国受打压的家庭部门和不平等的增长加剧了国家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不足,因此,相比于没有这些扭曲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居民,很多未来的退休人士将处于一个更糟糕和更脆弱的财务处境。事实上,偏袒国有企业的对普通中国居民的经济压制,结果是家庭收入严重滞后于GDP增长速度,这一点反映在国家低的无耻的国内消费水平。中国的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3%,是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与此相比,美国为70%左右,日本为60%。

这种准备不足还因下述事实而加剧,只有大约15%的中国工人,主要来自一些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有某种形式的中央,省和地方养老金。根据最近的一项经合组织的研究,只有大约10%至15%的拥有退休金的人仍依靠子女养老。对于那些没有退休金的,数字跳升到超过50%。

虽然目前的养老保险计划涵盖了少数公民,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国家的养老金负债总额在2010年为约2.7万亿美元,2013年将达到2.9万亿美元。按照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领导的复旦大学的团队测算,预计不变的养老保险政策将导致2033年负债达10.25万亿美元(或近40%的GDP,基于一个乐观的GDP增速年均 6%的假设)。还有管理不善,甚至挪用养老金的问题,特别是被地方官员。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告,由省级主管部门管理的养老金,大约有一半已经失去了价值,而地方政府无法支付养老金的报告普遍存在。

孤立地看,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对该国实际发展情况不是决定性指标。毕竟,从1950年到1973年,前苏联官方经济规模扩大了三倍,但只是二十年以后,它就崩溃了。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更让人印象深刻,人口老龄化对该国的挑战仍然是非常严峻的。

对于经济发动机来说,通过不断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实现增长不会总是奏效的。实现一美元额外产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代早期的2:1上升到目前的7:1,比印度等经济体高50%。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不断积累,仅仅是资本效率下滑的另外一个指标。该国的人口老龄化也意味着,支撑国家建设和生产部门的看似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将逐步减少。但是,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比现在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生产力不是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一切。”

第二,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增长只是中国老龄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此外要确保所有家庭的收入至少按GDP的整体增速增长。换句话说,需要财产和机会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大规模转移,以显著提高家庭的财富和收入。这也将有助于经济向更多国内消费转型,这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

大幅增加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力产生越来越多的产出,将需要国有财富和机会的退出,也暗示着共产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例如,198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允许土地持有人在满足最低配额后,按其意愿生产并以市场价格出售剩余产品。这导致了“乡镇企业”在社区主导小产业自发地和计划外地爆发性地兴起。虽然技术上这些所有权都归地方政府,但是它们都是由私人家庭管理,允许保留了大部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这中国农村企业家精神兴起的十年,家庭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这一时期见证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实质地撤退,五分之四的贫困消除发生在自1980年以后的十年。

但接着在导致天女门×广场暴力的1989年全国范围抗议活动之后,国家回收了对经济的主导权。政权意识到自己面对着对新兴精英丧失影响力的风险,共产党决定它必须保持对职业生涯,商业,专业,甚至社会机会的主导。这样它将各种精英的未来与党联系起来。国有企业恢复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经济的性质可以证明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运营不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廉价、低于市场价格的信贷利率以及税收和补贴特权的待遇,而且他们还免受国内和国际私营公司的竞争。因此,他们壮大发展于这样的企业文化和经济规则,商业成功经常是更依靠政治关系和操纵,而非经济效率和创新。研究表明,基于盈利性、资产回报率、权益回报率、销售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即使是中国最大和最有效的国有企业也比中国民营企业差2到3倍。别忘了这些国有企业占用了国家账面银行贷款,或者称为正规融资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国内的民营企业,经常被迫从“影子”银行借款,利率至少四,五倍于正规贷款。

为大幅提高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避免伴随社会老龄化出现的社会动乱,北京需要监督国家财富大规模且快速地从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和家庭。选项包括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虽然如果允许关系好的家庭抢购国有企业的股份,像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那样,那么这些政策将会没有意义。

让国有银行按照企业业绩而非政策或政治考虑来放贷将允许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基于商业触觉蓬勃发展(以低效国企为代价)。这反过来将有助于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公平的经济环境中经营的家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家庭成员步入退休年龄后能够照顾他们自己。

无论这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听起来如何,目前的国家精英都不会欢迎他们,因为,国有企业的主导和共产党对特权和慷慨分配发号施令被视为政权生存和精英持续的关键。重要的是要注意,国有企业三个最高级职位(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都是由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此外,还有一个可识别的“大子党”,共产党内两个主要派别之一,在7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中除一家以外都占据最高三个位置中的一个。那些依赖于国有企业获得权力,关系和收入的省级和地方官员是否会同意任何真正的私有化政策也是存疑的。

最后,历史现实也反映出中国处理人口老龄化的隐约的无助,与中国不同的是,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是在富裕以后才慢慢变老。生产力与创新的巨大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在贫困且老龄化的社会是非常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在缺乏健全的法律规则,知识产权和基于业绩而非政治关系进行资本分配的国家。所有经济体,生产力和创新(如有足够和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倾向于主要来自三,四十岁的工人。因此,即使中国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或更高,生产力和创新的收益将是相对轻微的。

现代中国是一个管理着虚弱国家和贫穷国民的富裕且强大的政府。这意味着共产党员的可用资源正在推动中国崛起为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的可怕的战略参与者。不过随着中国成长的是其国内的脆弱性,日益严重的政府腐败和国内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就说明这一点。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面对国家的老龄化未来它没有好的选择。提高中国家庭能力,应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的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将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影响力。他们也可能在过渡期间导致产出的立刻和急剧下降,这对政权安全是不堪设想的后果。但不追求这样的经济改革会危及整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恶化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能力,增加中国的统治者们已经面临的国内不稳定。这两种方法都将增加政权的“生存焦虑”,我的同事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在悉尼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

中国也面临着财政决策难题。目前,政府财政投入相当大的份额,以增强中国国力和影响力,通过两位数增长的军事支出,用于人民解放军(PLA)和准军事部队,人民武装警察(PAP)。虽然从国家的老龄化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带来10年的压力,影响到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将由下一代领导人做出。无论如何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和其他承诺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例如,中国城市平均65岁的老人目前有约60%收入依靠国家,约27%来自家庭转移而其余部分来自劳动收入。一半以上的65岁及以上老人居住在中国农村,国家只提供他们收入的约5%,Bodog 博狗 bodog888.com,45%来自于劳动收入,50%来自家庭转移。当退休人员接近70岁及更高年龄,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劳动收入份额陡然下降,因为他们已没有能力工作。然而,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国家提供的占收入需要的份额都在下降,缺口靠家庭转移和储蓄弥补。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子女承担其年迈的父母的财务负担的能力越来越紧张,国家为退休人员提供收入的负担将要显着增加(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

中国为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也必须明显提高福利开支。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医疗,包括保险计划上的开支从2007年的300亿美元增加到约为960亿美元。即便如此,在城市里,所有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由个人承担;在农村地区超过75%。在8870亿美元的2011年预算中,至少2050亿美元用于解放军和武警。后者的真实数字可能更接近300亿美元。随着中国老龄化,越来越多的目前致力于加强国力和威望的资源,将需要转移到改善本国人民的命运上。

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的挑战可以从一个比较中国与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的有趣的统计预测中看出来。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将是美国的3.2倍。到2050年,预计将下降到只有美国人口的约2.2倍。这种深刻的人口减少,在实质上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方面,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威胁。现在的问题是该国能否成功地应对这些威胁,并实现目前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野心。中国能够保持目前的趋势并主导即将到来的许多分析家所称的”亚洲世纪“的可能性不大。

约翰·李(John Lee)是迈克尔·欣策研究员和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非居民学者。